科技日报记者 王禹涵
1939年初，在陕西延安安塞茶坊乡的一个石窑内，煤油灯微弱的光晕下，沈鸿蹲在机床旁，用自制的量具反复校准零件。此时，他正在带领工人们用最原始的工具，为八路军赶制第一批枪械零件。这位仅读过四年小学、从布店学徒成长起来的机械工程专家，带着7名工人与10台机床辗转千里奔赴延安，在黄土高原上筑起了一道特殊的“工业防线”。
“父亲每次都是临危受命，承担的每一项工程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。”沈鸿的儿子吴英回忆说，父亲从不居功，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
把工厂搬去延安
1906年，沈鸿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小作坊主家庭。7岁丧父后，贫困交加的他仅读完四年小学便辍学，13岁只身赴上海一家布店当学徒。在布店的12年里，他痴迷机械，拆修怀表探究齿轮奥秘，蹲守修锁铺钻研弹子锁构造，靠着在夜校和图书馆自学，积累了扎实的机械知识。
1931年，沈鸿与友人集资创办利用五金厂，造出的“狗牌”弹子锁，质量媲美美国产品，价格却低一半，打破了洋锁垄断，远销港澳及东南亚。正当事业起步时，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，他毅然将工厂设备一分为二：制锁设备留沪待命，10台通用机床则由他带领7名工人西迁支援抗战。
他们自费租船，在日军轰炸中沿苏州河突围，随行工人后来回忆：“船盖着薄铁皮，子弹打穿船板，江水直往里灌，大伙脱下棉袄堵漏洞。”
沈鸿一行人在武汉等了两个月，建厂场地始终没着落。有天在旧书摊，他淘到一本二手的《西行漫记》，第一次了解到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盛况。上海夜校同学陈振夏准备去延安寻找救国机会，还告诉沈鸿“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”。吴英说，这让处于迷茫中的父亲，对这支“能实干、能打仗”的队伍心动了。
沈鸿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，主动提出带机器去延安，他写信给上海股东征求意见时说，“但祈机器不废置，而国家好多几分实力”，同时表明“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，我辈既生一日，万不能坐视一日”。收到董事会“以国家利益为第一”的回电后，沈鸿立即启程前往延安。1938年初，沈鸿和他的利用五金厂历经辗转抵达延安，成为抗战时期上海唯一一家迁到延安的工厂。
需要什么就造什么
初到延安的沈鸿，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：仅有3台不成套机床的修械所，连简单的枪械维修都困难重重。他带领团队在石窑里建起陕甘宁边区机器厂，以“抗日需要什么就造什么”为信条，开启了艰苦的技术攻坚。
沈鸿根据太原兵工厂工人的口述，设计制造出造枪的设备，如枪筒拉槽机、枪栓双头立铣机等，并于1939年4月成功试制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“无名式马步枪”。枪栓精度甚至超过日军装备。为解决前线修械难题，他设计出仅2.5尺长的袖珍组合机床，全套设备可由两匹骡马驮运，被称为“马背工厂”，大受欢迎。
“边区工业需要什么，只要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，他都能把它们造出来。如果暂时造不出来，那就找别的替代方法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吴英说。
全面抗战期间，沈鸿为兵工厂提供134种型号、数百台套机器设备，为民用工厂制造400多件机器，涵盖油墨机、造纸机、压片机等，构建起边区工业的基本框架。因贡献卓著，沈鸿三次获评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，1942年获毛泽东亲笔题写“无限忠诚”奖状，被林伯渠等同志亲切称为“边区工业之父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鸿始终带着延安时期的韧劲前行：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，填补重型机械工业空白；攻克葛洲坝水电机组难题，保障世界最大低水头电站运行……1980年，他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。
如今，在浙江海宁沈鸿纪念馆的“清风廉影”展厅里，留存着对沈鸿的评价：“功高不骄平易近人，年高不惰发挥余热，誉高不辍严谨认真，位高不贪廉洁奉公”——这32个字，正是对他跨越战火与建设年代的一生最凝练的注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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